想起那个年代

   春雷走了！走得太突然！让人猝不及防！

  金台群里一片哀痛，大家都对这位报社“年轻”的“老人”匆匆离去表达痛惜、痛悼之情。

   说他“年轻”，因为他刚刚68岁；说他是“老人”，因为年过60就进入“老”的行列了。但在我，在许多报社老同事心里，它们还有另外的含义。一是，39年前，李春雷被提拔为群众工作部副主任时，年仅29岁，是不折不扣的年轻副局级领导干部；二是，春雷从大学毕业就进了报社，至今已经近半个世纪，是名副其实的《人民日报》老人。（右一为李春雷。）

   我和春雷不在一个部门，但并不生疏。我们曾经是住在同一栋楼、同一个单元的近邻，他住底层、我在顶层（6楼）。因此，上班下班，经常可以碰面。在我的印象中，春雷的确有年轻人的朝气，总是精神十足、满脸笑容，但他不张扬，说话低声细语。

   当近邻第二年，我就去上海华东分社工作了，5年后又转任香港5年，10年后，待我调回北京时，他家已经换房子，搬到北区的高层楼里去了。各忙各的，后来我老伴儿又得了离不开人照护的重病，我和春雷就很少见面。做了多年近邻，也没能好好深谈深谈，真遗憾。直到去年初，在院子里拉老伴儿走步时遇到他，我们才站着聊了好一会儿，家事社事天下事，有不少共同的欣慰和担忧。笑盈盈的，没有一点儿病态，那时他还没检查出病症，还是强行掩饰，不想让我知道？不得而知。这次大家之所以都感到猝不及防，就是因为发病、治疗的这一年多，他都尽力瞒着，不想让大家为他担心。

   春雷曾经所在的群众工作部，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是报社名声在外、功勋卓著的部门。尤其是在平反冤假错案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那时，过往几十年中，特别是十年劫难中，受到无辜打击、迫害的人们，纷纷往北京写信申诉，或进京当面陈述。其中相当部分信件寄到了报社，还有部分人来到了报社。当时，负责收取、拆阅、分发信件的，就是群众工作部；而负责接待来访人员的，也是他们。

   虽然群工部是有七八十人的大部门，但还是经常忙得手忙脚乱。每天有几千封信件（最多时每天6000多），七八个大麻袋，都要在当天逐一拆阅、分发（因为第二天接着来），一部分留在本部门后续处理，大部分分送各编辑部门“归口”处理。此外，报社大门侧的接待室，还要安排人轮换值班接待，倾听，记录……而接待室门外经常排着待诉的人员长队。那时，许多含冤数十年的人，是把满满的希望都凝聚在了寄给或者送到报社接待室的几页薄纸上了。而代表报社处理信件、接待来访的群工部编辑，也都是满怀深情地认真对待每一封信、每一位访客的。他们都是那些劫难的亲历者，人同此心。

   对于来信、来访中有典型意义的内容，他们就精心摘编成稿，刊登在定期的《读者来信》专栏里。

   可能是因为“憋闷”得太久了，那时劫后新生媒体对实际工作与生活的“干预”作用异常强大，不少老大难问题在媒体推促下，很快得到解决。因此许多通过报社群工部洗去沉冤、解决“巨难”的人，都写信表达深深的谢意，称赞被“四人帮”把持多年的报纸终于“回到人民中来了”。有些还在报社门口贴出“感谢青天”等字幅。

   除在“家”里处理信件、接待来访外，群工部还选择重要线索，深入基层、现场，认真走访普通民众、干部，采写调查报告。像轰动全国的《蒋爱珍为什么杀人？》，就是群工部的编辑采写、刊登在《人民日报》（1979年10月20日）上的。

   春雷，就是在那个年代，奋发自强，在老一辈悉心培养下，迅速成长起来的。八十年代中，29岁的他，就成为著名老报人、群工部主任（张连德、王青）的助手，团结群工部同事，共同书写了《人民日报》密切联系群众、紧紧贴近群众的辉煌篇章。

   春雷走了，静悄悄的，没像他的名字那样。但是他曾经赶上了那个春雷滚滚的年代，并奋力为那个伟大的年代增添了色彩。

   痛悼春雷，怀念春雷，怀念群众工作部，怀念那个辉煌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