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喜欢《西藏组画》，曾经在那里工作生活12年的我，对画家陈丹青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他的一篇文章，介绍蒋兆和和《流民图》，不禁勾起了我60多年前的记忆。

    上小学时，我不知道更没看过《流民图》，但蒋兆和的两幅（套）画，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是和平鸽，一是中国古代科学家。和平鸽栩栩如生；古代科学家是一套纪念邮票，共四枚，分别是僧一行、祖冲之、张衡和李时珍，都是蒋兆和的手笔。古人没有照片，从那时起，我心中的四位伟大人物就是邮票上的那个样子了。学圆周率想到的祖冲之，看浑天仪时想到的张衡，吃中药时想到的李时珍，乃至1985年面对浙江天台国清寺山门外的“一行到此水西流”石碑，想到的僧一行，都是那套邮票。
 

    童年的脑海，被蒋兆和用画笔，留下了深深的刻痕。看着蒋兆和晚年的照片，我还想起了他的孩子。印象中的那位小女生，和蒋老很像，肤色微黑，瘦脸，宽额，稀发，眼睛显得很大很亮。她叫蒋代平，和我上同一所小学。同班同学单大彰在群里说，蒋代平和我们同级不同班，我们2班，她在3班。刘凯同学说，他们家三个孩子都是咱们小学的。上三年级时，蒋兆和一个女儿所在的高年级班“一对一”地帮助“弟弟妹妹班”的同学入队。她就是帮助我的“姐姐”。她很喜欢画画，影响了我，后来我也比较喜欢画画……

    虽然从没见过蒋兆和，但和平鸽、古代科学家，让我很小就对他产生了崇敬之情。也因此对蒋代平很有好感，羡慕她有那么一位“厉害”的爸爸。几十年后，看到那幅《流民图》，真是震撼心魄，对他的崇敬之情就更深了。尽管知道那“十年”，作为著名画家，肯定难逃厄运，但直到看了陈丹青的文章，才清楚了蒋兆和的人生，并不像那安详自得的和平鸽、受人尊崇的古代科学家，而是充满磨难与坎坷。而给他带来几十年蹉跎的，竟然就是那幅他一生中最最重要的作品《流民图》！

     这位被陈丹青称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人道主义画家”“最杰出的人物画家”的蒋兆和，在几十年里，居然因为创作了《流民图》而被划入“有历史问题”的另类，成为只能低头过日子的“精神流民”。

    历史回翻到抗日战争年月，从老家四川到北京的蒋兆和虽然不是流民，但亲眼看到了“九一八”的东北流民，“七七”的北京流民，“八一三”的淞沪流民……热血沸腾、自心难安，创作《流民图》的冲动油然而生。而他认识的一个当伪差的官员，对其表示支持，甚至许诺赞助（未兑现，这位官员就死了）。没想到由此，蒋先生就长久背上了“历史污点”。而那幅1943年问世的《流民图》，却在当时和而后几十年里，引发了一波又一波风浪：1943年新作（用名《群像图》）在北京太庙展出，市民涌入观看，大为震撼，但是当天，画展就被日本宪兵关闭。1944年，该画在上海沦陷区展出，反响强烈，日本当局随即干涉，借故取走，从此下落不明。直到1953年，《流民图》神奇地被找到，回到了蒋兆和手里，但整个长卷已经残缺不全。1957年，《流民图》赴苏联展览（唯一一次出国），苏联画家情不自禁地在画前鼓掌致敬，称蒋兆和是“中国的伦勃朗”。而1959年，中国革命博物馆想借取《流民图》展览，康生却说此画“调子太低”，未成（1942-43年，蒋先生创作这幅画时，康生正在延安高调整人呢）。7年后的“大革命”更是把它从“调低”一下升级为“反共卖国的大毒草”，险些被彻底毁灭。作者的命运可想而知。

    直至雨过天晴，尘封在仓库角落的这幅残画才重见天日。1979年，中央美术学院做出结论报请文化部批准，确认《流民图》为“现实主义的爱国主义作品”（距诞生已经36年）。

陈丹青是这样从专业角度描述《流民图》的：它“所描绘的绝望、悲剧性、死亡感，如《圣经》的片断，直追中世纪晚期及文艺复兴初期的宗教壁画；逾百位画面人物的组合纠结而能各在其位、各呈其态，便在欧陆，亦属一流；画中每一人物的面相、种姓、神态、气质，高度准确——不是‘准确’，而是‘如其所是’——堪与委拉斯开兹的《侏儒》系列、伦勃朗的自画像相媲美；而《流民图》的道德力量、心理深度、历史分量，与列宾、苏里科夫、珂勒惠支，同属一支；整幅长卷深沉而从容的叙述，令我想起托尔斯泰的《复活》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被侮辱被损害的人；论及一位艺术家在沦陷期间所能做出的强悍回应，《流民图》超过毕加索的《格尔尼卡》，而《流民图》成稿期间的政治语境，远较《格尔尼卡》危险而艰难”。

    据此，陈丹青认为，在可数的几十幅著名中国历史画中，这幅画，是唯一可以平视西欧经典的中国绘画。

    《流民图》平反了，蒋兆和先生的“政治名誉”也恢复了，但短短几年之后，1986年蒋先生就鹤归了（生前捐献了《流民图》）。在其身后，1993年，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蒋兆和作品全集》，1994年举办了纪念蒋兆和90周年诞辰的大展；2014年秋天，国家博物馆为纪念蒋兆和先生110周年诞辰，举办画展，展出了幸存的《流民图》。

  固然，对于蒋兆和和《流民图》的介绍与评价，是陈丹青的一家之言。但我十分感谢他，由此我重新认识了蒋兆和，清楚了《流民图》的珍贵价值。在我心目中，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创作了这幅令侵略者憎惧伟大作品的蒋兆和，也是一位值得怀念和褒奖的英勇斗士，不是用枪，而是用笔，无声地控诉、鞭笞侵略者的累累暴行，默默地激发被欺侮民众心底的国恨家仇。

    80年过去，纪念伟大胜利时，还“记得《流民图》吗？记得画中的流民吗？我很想知道，至少，今天全国各大学的千千万万爱国大学生，有几个人知道这幅画？又有几人知道蒋先生？”这些陈丹青文章中的发问，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