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先生去世，在网上引发朵朵痛悼、怀念浪花。我也是组成浪花的细微水珠之一。

    其实，我并不认识刘先生，连见都没见过，但我真诚地悼念他，怀念他，感恩他。不是因为，1981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的他，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48岁）。而是因为，第一，48年前的1977年年中，高等教育还囿于“两个凡是”禁锢时，作为负责会议筹办等事务的秘书长（时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他在中央召开的科教座谈会期间，与曾经的同事、武大教授查全性（会议代表）交流，结合自己的基层调研，建议以“敢于直言”的查教授在会上谈恢复统一高考问题。查教授认真准备的发言，言辞犀利、振聋发聩，引发了共鸣，马上“改进招生办法，一定要当机立断”“不要拖到明年”的恳切请求，受到会议主持人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当即表态“那就坚决改”！当年就恢复高考的中央决定很快发出。第二，1988年初，不到55岁的他突然被免掉武汉大学校长职务，不是因为因循守旧、尸位素餐，而是因为“观念超前”“改革步伐太大”“不为‘九斤老太’所容”（武大一位教授语）。有人评价他：是个超前的人，不仅教育观念超前，而且任职、离退也都超前。 

    的确，刘先生是超前的，应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老话。但如果没有1977年的那次“超前”推动，中国的高考能挣脱“两个凡是”枷锁那么快恢复吗？千千万万辍学十多年的青年，能那么快从田间地头、草原林海、工地车间、边防哨所凭着“考分”而不是“白卷”走进高等教育的殿堂吗？如果没有主政武汉大学7年的那些“超前”改革，徘徊中的中国高校教育，能受到那么猛烈的冲击吗？在武大率先推行的学分制、导师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等“新制”，能那么快就烽火连天、遍地开花吗？

    作为一个从雪域高原“考回”北京读研的大青年，我不会忘恩负义，永远会深深感谢那些推动和决定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的前辈。是那一“恢复”，使辍学十多年、已经娶妻生子的我，再次获得了入学校、进课堂的机会，获得了系统学习专业知识的宝贵时光，并由此踏上人生道路的新历程。我想，怀念刘先生的很多人，是和我一样的，虽然没见过他，但并非不知道他，不感念他。因为都是1977年那次大变革的受益者，都清楚那次“恢复”对他们具有改变命运的重要意义。其中数以万计是脚踩年龄“边缘线”的“超大青年”，哪怕高考只推迟一年恢复，他们就会痛失机会，走出另样的人生轨迹。是那恢复统一高考的适时推动、那言辞激烈的陈述、那“要当机立断”“不要拖到明年”的呼喊，那扭转乾坤的重要决定，给他们开辟了一条光明大道。

    用刘先生的话说，他是一个只知做事、不想做官的文人。他相信“文人不做官，做官的非文人”的古训，“我崇尚自由，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不愿任人摆布，想说自己想说的话，不愿鹦鹉学舌”。但刘先生又不是一位只埋头专业的纯文人，而是一位善于审时度势、有着锐敏感、宽视野的大文人。正是这种大格局，决定了他在大潮初起之时，就能够认准方向，披荆斩棘，冲锋在前，并且矢志不渝。作为化学家、教育家的身份，都隐在了身后，人们更清晰看到，刘道玉是一位锐意推进改革开放的大学校长，一位“武大人”心中“永远的校长”。

    社会进步，需要文人，更需要刘道玉这样，不惧碰壁，勇于担当、勇于“超前”的大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