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农友

    这个农友，指的不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那些“打倒土豪要翻身”的农友，而是现代一帮沾“农”的朋友。他们，都是农民的好朋友，都是长期搞“三农”报道的媒体人。他们有个群，名字就叫“农口老记”。

    因搞同一领域报道而保持几十年交往和友情的媒体人群体，恐怕很少。这帮人之所以能“历久弥坚”，不光是因为沾“农”，还因为共同经历了八九十年代农村改革的破冰攻坚，而且凝成了对“三农”问题的许多共识。虽然我们都从二三十岁变成六七十岁了，但由“农”而聚的初心没变，至今都还自视为农民的贴心人。

    我们分别在不同的媒体机构，有过业务合作，但真正一起采访活动并不多，主要就是“心心相映”。有过的几次携手，则是终生难忘。例如，和新华社姬斌，就有过这么一次。那是35年前的夏天，由于形势的变动，前一年年底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没有召开，第二年6月中，由中央政策研究室召集了农村工作座谈会。我和姬斌担负了会议采访任务，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合作。《党史年鉴》中，有这样的记述：6月19日 江泽民出席中央政策研究室在北京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指出，要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深化农村改革要继续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所谓完善，核心是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逐步健全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把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和农民家庭经营的积极性都发挥出来。

    在审定会议的新闻稿时，发生了这样一段小插曲：会议即将结束时，姬斌和我把起草好的稿子送给主持会议的领导审阅。几个小时后取回领导已经签字同意发的稿子，上面只做了几处小改动。而我们发现，其中最大的改动是加了几十个字的两句话，大意是农村改革要实现“两个飞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第一次飞跃，实行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是第二次飞跃。

    这可是新提法！但我俩不约而同对这一改动产生了疑虑。在当时的形势下，农民“怕变”的心理很普遍，担心刚吃几天饱饭就“归大堆”、走回头路。这时突然简单地提出“两个飞跃”，无疑会进一步加重农民的担忧，可能造成思想混乱，影响农村稳定和农业生产。怎么办？于是我们商量后，一起去找领导，直截了当地说了我们的意见，建议不简单地加这两句话。我甚至说了这样的“硬话”：别看只是几十个字的两句话，恐怕《人民日报》事后用两个整版文字，也难以消除农民新的思想顾虑。没想到的是，领导竟然说，这是最新精神，不能改。

    我们无话可说，只能默默地服从。但姬斌和我的确是口服心不服，为可能引起的麻烦而深深地担忧。

    没想到在吃夜餐时，事情发生了转机。恰巧同桌用餐的一位领导，曾经是个老新闻，对农村、基层情况更了解，更重要的是，他也是会议的领导小组成员。于是，不甘心的我们再次直截了当地说了我们的意见和担忧。又是没想到，这位领导听后居然说，既然是这样，划掉那两句话就是了。我说，我们不敢划，要划得您划。他说，拿来，我划。我俩高兴得差点跳起来，立马跑回房间取来稿子，看着他在餐桌上用笔划掉了那两句。然后，我们还叮嘱：您一定要和某主任说啊！他说，没问题，我会说的。通稿发了，没有了那两句。就这样，一次有可能惹大麻烦的险情，瞬间消弭了。

    这种携手，能忘记吗？不能！尽管只有这一次，尽管35年过去了，之后我和姬斌几乎没再见过面，但我能忘记“这一次”吗？能忘记姬斌吗？前不久，我们还在微信里“重温”那一次呢。

    几天前，在群里看到姬斌猝逝的噩耗。惊愕，悲痛之余，当年的情景再次清晰地浮现。老天不公，他只有67岁，还年轻啊！谨以这篇记述合作的小文，送别远去的姬斌，痛悼这位亲切的小农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