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最真实”的明镜
老朋友发来一段视频,是一位领导干部孩子对“大饥荒”的回忆:父亲为了让他过和普通老百姓一样的生活,把他送去住校,而那个中学离他家不过十来分钟路程。在学校食堂,他和大家一样吃“双蒸饭”(为了让糙米涨得大些,两次浸泡、两次加水蒸),和大家一样争着喝不“定量”的清汤,终日饥肠辘辘……
他的回忆,也勾起我的记忆,因为我也是那所中学的,也经历了那个难忘的年月。而更意外的是,他在回忆中提到一个人——罗世谦,他们班的辅导员。而罗世谦,不光是我的四中学长,还曾经是我非常尊敬的老领导。
1994年7月,我奉命从北京到上海筹办人民日报华东版。到上海,首先要向组织“报到”,于是在上海市委组织部,我见到了他,时任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罗世谦。他的办公室不排场,不宽大、也不算敞亮,他这位部长更是一点儿官气、官腔也没有。除了“报到”,找组织部主要是为了调人和招人的事。罗部长对报社的这项改革事业,很痛快地表示“一定大力支持”。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这样说也的确是这样做的。
说完“正事”,他简单问了几句我的经历,而后微笑着说,我也是四中的,61届,咱们是校友啊。由于不时有人进进出出找他办事,我不便再多打扰就告辞了。而后,尽管在会议上多次见面,但都是微笑招呼,匆匆而过。学长忙,我也忙。直到我5年后离沪,我们也没能再单独叙谈。当然,这也与他的工作和职务的特殊性相关,组织工作应该拒绝“私交”。我也自觉不添麻烦。虽然没有更多交往,但我心中一直对这位学长充满崇敬。
几年前,突然收到朋友发来的不好消息:罗世谦出车祸了!是骑自行车外出时被撞的,情况严重!怎么当过上海市委副书记的“大领导”,还自己骑自行车外出呢?我很不理解。
而后,《忆老罗》纪念文集给了我生动的答案。
罗世谦2020年去世以后,许多他的领导、同事、下属、朋友自发写出怀念文章,《忆老罗》就是这些文章的集合。罗世谦,怎么给这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么多人会情不自禁地怀念他?请看曹婷婷《忆老罗》读后感的摘录(黑体字部分):
关于老罗这个称呼,在一次关于党内要发扬互称同志的精神谈认识的组织生活上,罗世谦解释说,党内互称同志不只是一个称呼上的形式,更有助于在党内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说到底是共产党人实践“三个代表”的具体体现,一起工作的都是同事,有必要区分领导和下属。多年来,罗世谦一直要求周围的人都叫他老罗,不称职务。有的同志总觉得不合适,还是要称罗书记,但每次都会被“淡淡但坚定地纠正——老罗”。
读毕全书,罗世谦给人最大的印象,一是清廉,二是平易。他的清廉“到了苛刻的程度”,别说公车私用,他连公事都常常不用公车,一方面把车留给其他人,另一方面是要以最高标准要求自己,就骑一辆自行车,风里来雨里去。有个很生动的例子:一次中央的一位领导来上海,住在衡山宾馆,罗世谦骑着自行车就去了,结果门卫觉得他这样子不可能是来找大领导的,把他拦了下来,他和大领导通了电话才被放行。
在这里还要特别提一提他对家人的态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干部“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防止‘枕边风’成为贪腐的导火索,防止子女打着自己的旗号非法牟利,防止身边人把自己‘拉下水’”。罗世谦在这方面正是一个楷模。他唯一的女儿从不坐他的车,别人也不知道她的父亲是什么人。在上大学、找工作等重要节点上,不少人想给她提供帮助,但都被罗世谦严词拒绝,最后她自己找了一份离家很远、工资不高的工作,一直就这样干到退休。
罗世谦和所有人都打成一片、其乐融融。他没有一点架子,从不讲什么领导派头。与下属乘车去基层调研时,为了方便和大家讨论情况,他常坐在车前排,有时基层同志习惯性地帮忙打开后车门,下来的却是年轻的小姑娘、小伙子;与下属谈工作,他随手拉开椅子就坐下,旁人经过一看,还真不知道谁是领导;和同事朋友出去旅游,他帮这个提行李,帮那个买东西,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哪个服务人员;他的母亲来上海后希望看看城市风光,他就骑着三轮板车载着老母亲到处走,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他是一个穷光蛋……这样的事还有很多。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时,他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里面是所有人(包括门卫和勤杂人员)的姓名、生日、住址、家庭情况、遇到的困难,把所有人的事都记在心上。他常搞突击家访,就为了看到他们家里的真实困难,然后就着手帮他们解决,有时帮了忙,对方还不知道是谁做的。
“他就是我们大家和年轻人学习的榜样,真的不用去找更光鲜的人物,就学习世谦吧,他是最真实的。”曾经与罗世谦在上海市委组织部“搭档”的赵启正(赵任部长,罗任副部长),在《忆老罗》序言里的这句话,说得很实在。
他,曾经因为不像领导而被门卫拦住;曾经拉着平板车带母亲逛上海;经常坐汽车前排、帮人提行李;不让女儿接受任何照顾……而他,却随身带记着单位所有人信息小本、把大家放在心上,并经常突击家访、及时排忧解难。这就是最真实的罗世谦——一面异常高大而明亮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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