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家父忌日，整整30年了。1996年的那天，北京沙尘漫天，他急发心梗，倒在了大学老校友聚会的现场，终年73岁。

    家父是个普通人，生于普通人家，我祖父是自学成才的药剂师，祖母是北平女子师范的早期毕业生，而后当了小学教师。1942年，从育英学校高中毕业的家父，考入辅仁大学，但没有入学。19岁青年，不甘在侵略者的刺刀下读书，祖父便支持他与一众青年潜出日占的北平，奔赴自由天地。

    历经艰险到达陕西汉中后，同学们分道而行，一部分北上延安，家父则与大部分南下，前往当时全民抗战的指挥中心重庆，为了继续读书，也为了参加抗战。在重庆，他进入了西迁的复旦大学。1944年到1945年，已经是高年级的他，终于得到报效国家的机会：担任了支援中国抗日的美国空军的翻译，过了四个月的军旅生活。

    没想到，南下重庆和当美军翻译，这两步“错路”，给他带来了而后几十年的困顿。改天换地前夕，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任职的家父，放弃了去小岛的机票，留在大陆投入新国家的建设。但很快就被列入“另册”，定级、任职等都因背负“重大历史问题”而“享受”特殊待遇。业务拔尖、屡评先进的家母，也因此入党多次受阻。上小学时，同学们都还没有“家庭出身”的概念，无论家长是部长、局长，还是教师、职员，包括小业主，孩子们都打成一片，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分。直到初中毕业前，我才知道了这一“污点”的厉害：参加了几轮严格体检（筛选空军飞行员）的我，因“政审”不合格被淘汰。当时我还生气地埋怨父亲：当时怎么不去延安而去重庆？为什么要当美军的翻译？他低声说：当时不知道延安，只知道重庆是大后方，要抗日……再没说别的。到了“十年”，“污点”升级为“罪恶”，“美军飞虎队翻译官”“中美合作所特务”等黑帽子压得人胆战心惊。隔三岔五的审讯，无休无止的批斗，但最终也没能“挖”出新的罪证，只能给他做了个“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宽大”结论。可还是“敌我”啊。

   直到1978年末，颠倒了近30年的是非才被拨正，变“罪”为“功”，但斯人已经年近花甲。家父属于心宽的一类人，被歧视、挨批斗、受凌辱，很多人难耐，他却一直没有自杀的念头，还经常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其实，任何人几十年受那种欺虐，内心都不可能是畅快的。是做给人看的，还是自我麻木？不得而知。但正本清源之后，身心的愉悦则是千真万确的。那天回到家，他便对着邓公的像磕了三个头。几年后，父母双双入党。

        1996年3月31日下午，复旦老校友聚会，“同命人”相逢，少不了要谈起当年的峥嵘岁月，说到几十年的蹉跎，也必然要为晚年彻底平反而欣慰，更难免情绪起伏跌宕。压抑几十年的家父，意外地在表演一段京剧之后猝然倒下。事后，他那些老伙伴是这样宽慰家母的：吴老是笑着走的，是在热烈的掌声中走的。这是修来的福啊……

         30年来，每到这一天，我总要想起当年的场景和那些宽慰话，但也总要问：这急促的离去是怎么造成的？家父的笑，为家父的鼓掌，是不是都来得太迟、太迟了？

    一个星期前，我的七舅（大排行七，家母堂弟）去世了。这是家母娘家最后一位长辈。尽管照护老伴儿很难脱身，但我还是想办法调整安排（让小王早些给老伴儿喂饭、早些扶她午睡），腾挪出时间，去送这位小舅舅。七舅幼年坎坷，11岁丧父、16岁丧母。由于没了经济收入，六七年中，七舅母子像家人一样跟我外婆一起生活。1950年，刚刚17岁的七舅毅然走上从军之路，开始了长达76年的军旅生涯。年轻时的七舅为人低调、恭谦，工作勤勤恳恳，吃苦争先、荣誉退后，到青藏高原参与兵站建设，在后勤机关默默从事繁琐工作，晋升不争、嘉奖推让，赢得上下一致赞誉。除性格、禀赋外，那“没落封建官僚家庭出身”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退休之后，七舅充分展露了热情、豪爽的性格，几次热心地召集、张罗亲属大聚会，促进宝贵的亲情延续，受到大家的真诚尊敬爱戴。由于本人没有“历史污点”，虽然出身不好但一直“夹着尾巴”，七舅一生顺顺当当，从大校职位上平安着陆。如果当年不是参军，而是上大学、进机关，如果不是始终恭谨处世、勤恳工作，恐怕他也难逃反复当“运动员”的厄运。七舅走了，穿着一身暗绿色的军服，93岁的他，安详离去。而他的六位兄长，都没能活到70。

（二排左三七舅、左四家父、左五家母。）

    家父，七舅，相差20岁，在相仿的年龄，在人生的重要节点，走了不同的路，也由此定格了一生的轨迹。怎么评价他们各自的选择？实在说不清。就让殊途同归的二老，在天堂去谈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