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

    今天5月12，18年前的这一天，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汶川大地震。锥心的伤亡数字，严重的精神戕害，巨大的经济损失，使“这一天”永远铭刻于亿万人心中，铭刻于人类历史。

    不想再回望那段日子的惨痛，只掬起当年的几滴水珠，作为对“这一天”的纪念。

    那年的5月10号我满60周岁，赶巧是星期六休息，于是12号（星期一）一上班，我就打了一个退休的申请报告。这是老领导，报社农村部老主任姚力文“言传身教”给我的：1986年4月26日，在老姚的办公室，这位参与了《人民日报》创刊（1948年中期）的老报人，指着办公桌上的一页纸对我说：今天我满60岁，这是我向编委会打的退休报告。不到年龄要求退，有撂挑子之嫌；到岁数不提，就是恋栈不走了。今天正好，打报告“到站下车”。此时，我才知道老姚生日的准确时间，也是从那时起，我记住了这位可亲可敬老领导的“这一天”，一直到现在。今年4.26，是老姚100岁生日，97岁离世的他已经走三年了，但他还活在我心里。而18年前的5月12，我就是学着老姚，向编委会“适时”递交退休报告的。

    没想到的是，仅仅几个小时之后的下午两点多，就发生了汶川大地震。这一突发情况，拖延了我的“下车”时间。社领导要求我在“大事多”（紧接着是8月的北京奥运会）的特殊情势下，再坚守一段时间。

    灾情，就是命令，没说的，投入战斗，义不容辞。而就在当天下午报社研究抗灾报道工作的会议上，作为国际部的代表，我“破例”提出了“请战”的要求。按照业务分工，以往这种抗灾报道，都是由国内采编部门担负，国际部是不参加的。而我认为这次不同寻常，国际部应该参加：一，特大灾难，全民抗灾救灾，国际部不能置身于外；二，很可能有外国救援队前来，国际部人员有外语优势，便于采访和沟通。我的请求顺畅地得到批准，国际部几位年轻同事，很快随队奔赴四川抗灾一线。

    军民救灾之艰难，记者采访之困难，人们都从滚动不停的连续报道中实情实景地看到了。地震，震惊世界；那段时间的新闻报道，也震撼人心。不光吃住行异常困难，身处一线的记者们，还要时时提防着余震的威胁。他们，没有像那个“跑跑”的老师，而是逆向而行，冒着生命危险，徒步穿越泥石流、滚石区，义无反顾地奔向救灾的第一线。在险情环围的废墟中，在浊流咆哮的道路旁，在碎石密布的危崖下，他们手执话筒、摄像机，沉稳地进行现场直播；在简陋的帐篷里，在昏暗的灯光下，在路边的汽车里，他们写出发出一篇篇带着“热气”的报道。整天不进米、水，几夜没睡好觉，衣服被雨水淋汗水浸，干了湿、湿了干……但没人叫苦喊累。而我国际部的同事们，就在其中。我敬佩他们，为他们骄傲。

    灾难造成的伤痛，是深重的；危难之中的真情，是感人的；表彰英模的大会，是隆重的。18年过去，对于这些，许多人记忆犹新。而作为一个老新闻，我更刻骨铭心的是，那一特殊时段同行们的表现。他们以纯粹的职业操守、无畏的专业担当，书写了新闻史上熠熠生辉的光彩篇章。纪念“这一天”时，不应该忘记他们。18年，接近一代人的年龄了，但愿新一代新闻人知道他们的“前辈”“前前辈”们是怎样当记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