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7月22，我老伴儿70周岁生日。一晃，一直被父母、哥哥姐姐和亲戚、邻居们称为“小娃”的她，也进入古稀之年了。

     老伴儿兄弟姐妹七个，她是老六，姐妹三个中她最小，而小时候，卷曲头发、粉扑扑的小圆脸，又特别像洋娃娃，于是得了这个亲切的昵称。由于长得乖巧可爱，加上聪明伶俐，“小娃”自小就讨人喜欢。但她的童年、青年并不幸福：三岁多时，父亲因中“阳谋”而降级降薪，被从部机关发配到大西南铁路工地劳改；刚刚7岁时，母亲又被巨大的精神、经济双重压力击垮，中风瘫痪。在北京的一家8口人，每月仅靠父亲寄回的70块钱艰难度日，上初中的大哥（15岁）、二哥（13岁）既要照顾年幼的弟妹，又要服侍瘫痪在床的母亲。在野外干重体力活儿的父亲，全部工资都寄回家了，自己只靠每天三毛多钱的“野外补贴”吃饭、抽烟。与那个年代许多类似家庭一样，生于忧患的老伴儿，从小就养成了善解人意、自立自强的性格，在家是懂事的乖闺女，在学校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文革爆发那年，她上小学五年级，后来成为半革命半读书的69届初中生，1970年，刚刚16岁的“小娃”就进工厂当了大“童工”。恢复高考后，初中课程都没正规上过的她，靠平时自学的实力成为电大的第一届大学生，四年后以优秀成绩毕业。八十年代中，经过严格考核，老伴儿从工厂被调进北京市对外经贸委，并很快成为业务骨干；在家里，我经常外出采访，她就要经常包揽家务，而在辅导、督促儿子学习方面，她一直是主角。

（与电大老师、同班部分同学合影）

     1999年底，我被外派香港常驻。46岁的她不甘心当悠闲的“随任家属”，想发挥自己熟悉外经贸和金融的优势，做些事情。某大国企老总看中了这一点，硬从政府机构把她“挖”了出去，委派她在香港协调、推动公司上市事宜。公司在港交所挂牌上市后，她担任了公司香港办事处副主任、证券代表。那几年里，我目睹了她为公司上市、发展不辞劳苦、不分昼夜奔走忙碌的拼搏状况。为了定期发布的报告，她经常两三天不回家，黑白连轴转；sars期间，她冒着风险马不停蹄地看了70多处，终于在铜锣湾核心位置为公司以超低价格购得理想办公房产（数年间增值十倍以上）……而也正是在那个时段，她的身体开始出现了异常，记忆力下降，脾气改变（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症状，而后病情不断发展，详细情况已经在公众号前面的文章中记述，不再重复）。五年驻港，她为公司无私奉献，做出了巨大贡献，自己的身体却垮了。每想到驻港的这段经历，我都有愧疚之感。如果我当时坚决反对她去那个公司，只在香港当个不干事的家属，她就不会承受那么大的工作压力，不会那么拼命，她可能也就不会那么早出现认知症问题。但现实是没有如果的。就是我反对了，能拦得住一心想干事的她吗？而既然要干，她能不拼命干，力争干得最好吗？这就是命啊！

      昨天一早，我带着老伴儿去西城大姐家，二姐预订了餐馆，一起聚餐为她庆祝七十整寿。在公交车上，老伴儿主动与邻座的一位老大姐搭讪。开始老大姐有些莫名其妙，我简单解释后，她就理解了，而且热情地与老伴儿“聊”起来，还说“你老伴儿真年轻，像四十多的人”。

      最近，老伴儿状况有些退步，可能与接触人少有关。为了避开高温，我们近一段时间都是早晨6点多就出门走步，不到8点就回家了。因为太早走步时遇到的人很少，回家冲洗后，她就一整天不出门了，吃饭、午睡，坐着听音乐。老伴儿也就少了很多与人打招呼、“对话”的机会。在大姐家、餐聚时，老伴儿情绪很好，不时准确地对答简单问题。大家为她高兴，她也乐呵呵的。

      看来，给她这种重度认知症持有者经常创造比较“热闹”的生活环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能让她孤独，要让她不时感知：我就在这里！我也是大家庭的一员，大社会的一员。请不要忽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