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不敢用”

      保姆，内地又叫阿姨，近年多了个官称--家政服务员；香港叫佣人，因为多数是菲律宾人（约20万），所以惯称“菲佣”，一叫几十年没变。

      最近有人在网上晾了一下香港菲佣的法定月薪：4850港币（现时港币与人民币的汇率是：0.92:1，4850港币折合不到4500人民币），引发了一些感慨。集中说就是一点，内地工资收入远低于香港，可雇保姆的费用却大大超过香港。远的不说，就说我们居住的小区，做一般家务的保姆月薪已经涨到5500—6000，有特殊需要的还要高些。20多年前，我常驻香港时，菲佣的法定月薪是三千五六百，而后逐年上涨，但对于一般香港工薪家庭（月工薪中位数超过2万港币）来说，不到5000港币还可以承受。（下图，假日在公园聚会的菲佣们。）

      劳务出口，是菲律宾很重要的一个产业。据说，菲佣汇回的外币，是国家外汇重要来源之一。而输出的菲佣，80%有大学学历，通英语，接受过比较系统的职业培训。因此，在香港的菲佣，除了做家务专业、熟练，还可以辅导雇主家孩子学习英语。我在香港时，去过的不少朋友家，多数雇有菲佣，有的还不止一个。每次进门落座后，不用主人指派，菲佣就会主动问清客人的需要，从厨房端来热咖啡或者茶水，然后退回厨房。主人、客人聊天时，菲佣是不会在场的。如果在家里吃饭，都是菲佣一手操持。大人们用餐时，菲佣则在一旁照顾孩子们吃饭。家人、客人都吃好后，菲佣收拾完才自己在厨房吃饭。有时在外面饭馆就餐，菲佣也是在一旁照顾孩子。一次，我问朋友，要不要给菲佣拨出一些饭菜留着？朋友说，不用，她回家吃。此后，我没再问过这类问题，因为已经清楚了：这是规矩。（下图，接受专业培训的菲佣。） 

       刚到香港不久时，我还分别问过两位朋友同一个问题：内地雇保姆的费用（那时才三四百/月）比菲佣便宜得多，为啥不用内地人？回答的意思基本一样：一是不好办来港手续，二是不敢用。不好办手续可以理解，为什么不敢用呢？---“素质太低，底气太足！不讲规矩，却动不动就讲平等。受不了，用不起。”

      家母身体不算强壮，从30多岁就患有心脏病，但从小自立自强，直到晚年也不愿给子女添麻烦，坚持自己单独生活。我们不放心，从2005年她80岁开始，“违背”她的意愿，雇了住家保姆陪伴、照顾她。那时保姆的月薪大约是500元。而后逐年飞涨，到去年家母病逝时（98岁），已经涨到5000以上了。家母为此经常忿忿：过去我一个人的工资可以养一家四五口人，相当于五六个保姆的工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保姆月薪15元左右），现在我的退休金（5000出头）不够养活自己，不够用一个保姆的。

      我曾经为保姆工资飙涨的事专门致电北京某行业协会，希望他们能管一管。人家给我的回答是：这事儿我们管不了，保姆本来就不是北京一般工薪家庭能用得起的……我反问：那你们管什么？！又能管什么呢？！

      最近，小王来到我家。每天上午两个半小时，搞卫生、做午饭；11点离开去隔壁老曹家，干到晚上6点。整整10天了，我感觉很好。家里的清扫、擦洗等活儿，小王全包，不光厨房、卫生间，地面、桌面、柜面，连我多年没碰过的瓷砖墙面，都被她擦拭得干干净净。闲不住的她还登着凳子、梯子擦了窗户和晾台的玻璃。比较复杂点儿的午饭，我也完全甩手了。红烧鱼、肉片炒茭白、蘑菇小青菜……她都做得挺可口。早晚两顿简单的饭食，对我来说根本不是负担，而是小小的乐趣。至于照顾老伴儿，我一直没感到很费力，早起帮她洗漱、换纸尿裤，喂饭，我已经驾轻就熟；上午拉她外出走步，她运动，我也运动。晚饭后，小王还抽空来帮助老伴儿洗脸洗脚，虽然只有十几二十分钟，但豁免了我的“蹲功”。我毕竟76了，需要帮手分担分担，而老伴儿最大的优点是，一点儿也不闹。

      小王是安徽无为人（上世纪80年代，率先“打入”北京的“安徽小保姆”，大部分是无为的），在北京已经干二三十年了。其中在我老同学高大姐家和老同事解大姐家，都是十多年。他们都说她“难得的好人，守规矩，可以信赖”。

      随着老龄化的发展，到城市做家务的人会越来越多。如果劳务输出端，能像菲律宾那样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地开展职业培训，无疑会有效提高本地农村的经济收入；如果北京这类劳务接收端，能像香港那样科学合理地制订规矩，那些挂着各种牌子的协会就不会遭受“你们管什么”一类的质问、保姆市场就不会乱象丛生；如果保姆们都像小王那样，有需要的家庭和老人们，就不会被种种难题长期困扰，不会再发“找合适保姆比找对象还难”的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