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走步途中遇到邻居老李，他低沉地说，老陆走了。啊？！不会吧，几天前我看他在楼前晒太阳时还好好的呢。不会像前几天另一位老同事那样又是误传吧？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我赶忙把老伴儿送回家，然后到对面楼按老陆家的门铃。按了几次都没人应，我的心越来越沉。没办法，只好打扰他的邻居。住在老陆隔壁的宇勇证实老陆的确走了，就在昨天上午。

      老陆真的走了！我难忍悲痛，眼泪夺眶而出。

      老陆，陆超祺，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是我的老领导。他是领导，也是名副其实的长辈，因为老陆正好与家母同年，都生于1925年。虽然是领导、长辈，但我从来没叫过他“陆总”，一直都叫老陆，直到前几天。3月1号，上午十点来钟，我拉老伴儿从大院走步回家，在楼前恰好遇到出门走步的老陆迎面而来。那天他没坐轮椅，照顾他的小宋也没推轮椅，老陆自己提着拐杖漫步走，小宋在后面紧跟着。我高声与他打招呼，并说“老陆，您真棒”！老陆笑了，我赶忙掏出手机，给他照了个相（见下图）。然后拉着他的胳膊重复了一遍“老陆，您真棒”，由于很近，这次老陆听清楚了，回答说“不行啦”。没想到，这句话竟然成为我听他说的最后一句话。而后几天再遇见时，他都在阳光下闭目养神，我就都没打扰……

      老陆虽然没赶上《人民日报》创刊，但也是当之无愧的《人民日报》元老，在报社工作、生活了七十多年，可谓为《人民日报》奉献了终生。我1980年进报社时，他是总编室主任，几年后当了副总编辑。据一位老同事说，老陆是老资格，但很长时间里因为“历史污点”一直不受重用，直到改革开放后才翻身。1948年入党，五十年代初入朝当战地记者，改革开放后走上重要领导岗位，这也反证了那个“压”了他二三十年“污点”的实际分量。会不会也像家父的那个“污点”：抗战时期在重庆上大学时，满怀激情地给援华抗日的美国空军当了四个月翻译。一直到1978年才反“罪”为“功”、

      由于我进报社的前几年，是在农村部当编辑，与总编室不在一个楼层，也少有业务往来，老陆又长年上夜班，我们只是“见面点头”的关系。真正密切接触是1986年以后，由原来的农村部和工商部合并组成的经济部，就由副总编辑老陆分管。但听说农村、工商两部合并是他力主的（两部人员都不愿意合并），因此无形中大家都对他有怨气，原农村部的人尤甚。可是没过多久，我就改变了对这位并不熟悉、性格执拗的领导的“坏印象”，因为需要送他审阅签发的农村稿件，总是一路绿灯畅行无阻，包括鼓励农民突破“禁区”大胆创新的，也包括批评地方领导阻碍改革、损害农民利益的（有些批评得很尖锐），从没打过回票。对于想干事的人来说，遇上既高明、开明又有承担的领导，是最重要也是最难得的。因此我很快就与老陆熟悉，融洽，甚至有些没大没小了。张口“老陆”闭口“老陆”的，一点儿规矩也不讲。而老陆总是和颜悦色的。这位广西人，还给我讲了“文革”中两派激烈争斗时广西人吃人的事。

      三十五年前那个特殊的紧要时刻，老陆又经历了一次大跌宕。十几天里，报社两位主要领导先后病倒离岗，“三把手”的老陆毫无选择地迎风而上，持守岗位。事后，老陆受了很重的处分：从部级降为局级。但老陆没有垮，而是淡然处之。反倒是一些“小爬虫”的拙劣表演，更反衬出老陆的高大。在“揭批”时，一个曾经在老陆手下工作的“积极分子”，愤怒地“控诉”曾经的总编室主任陆超祺如何“霸道”。所举的两个实例却实在不堪，一是，一次那人拿着一篇“关系搞”找老陆，想让他“通融通融”照顾采用。老陆看后，认为不可用。他继续“恳求”，没想到老陆不仅不为所动，还异常严肃地说：“说不能用就不用。我是总编室主任还是你是总编室主任？”把他弄得灰头土脸。二是，作为行政人员，那人也想评个新闻专业副高职称。为此，他四处“公关”，还不顾老陆的推辞，硬塞去了一条好烟。同样没想到的是，老陆烟照抽，评职称时照样不给“使劲”，让他忿忿不已。这个揭批“段子”一传出，立即引起哄堂大笑。拙劣的表演，不仅没能伤害老陆，反而给老陆“加分”。老陆就是这么个执拗的可爱胖老头儿。

      近三十多年来，老陆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精力与活力，上网，尽览天下事；写书，畅挥春秋笔。由于住得近，我们经常见面，只要天气好，他总要外出活动，或坐轮椅或慢步走，冬天到院子里的小花园晒太阳，春夏秋天去和老同事们会面，聊天。宝林兄组织的贺春团拜活动，老陆也是一场不落地参加。前两年受疫情影响，聚会改为传红斗方，老陆欣然题字祝福；今年为他和季音、钱李仁三老百岁贺春、祝寿，老陆也高兴地在册页上签名。

      没想到，离贺春、祝寿只一个多月，离走步、拍照只半个多月，离看着他晒太阳养神只短短几天，老陆就走了，安安静静地走了……

      仁者寿，百岁初度的老陆，是在睡梦中离世的，可谓寿终正寝。虽然他真的走了，但会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我会常常说：老陆，您真棒！